聂耳的故事

周云艺

点击：1586 时间：2014-09-28 16:09

聂耳1912年2月14日生于云南玉溪，原名守信、字子义（亦作紫艺）。自幼喜爱音乐，笛子、胡琴、三弦、月琴、小提琴、钢琴等乐器他都会演奏，熟悉传统乐曲。1928年后，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。为逃避搜捕，于1930年7月潜离昆明，经越南转赴上海。

　　聂耳的故事
　　母亲的歌让他着迷
　　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。1912年2月15日，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，原名紫艺。不久，父亲死了，药店由母亲经营，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。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，拨拉算盘，算完账后，叹气，发愁。聂耳曾暗许心愿：今后一定要“让母亲过好日子”。他到上海后，在写给母亲的信中，屡屡提到“汇钱”之类的字眼。
　　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。从照片中看，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。令人佩服的是，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，但跟着丈夫，居然能够读医书，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，养家活口。彭氏的聪慧，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。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，乖巧伶俐，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，甚得亲友疼爱。
　　母亲能唱各种民歌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、花灯调、洋琴调，等等。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。蔡锷功成名就之时，聂耳还是黄口小儿，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。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，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。十六岁那年，聂耳终于憋不住了，背着家人偷偷参军，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，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，又被军队遣散，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。不得已，转而读书、演戏、作曲，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。
　　在一篇《我之人生观》的中学作文中，聂耳表示，如果有可能，他不会从事宗教、哲学和科学的行当。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，然后出外游历，最好是出国，行路读书，增长见识，学术上有所建树。最后挣几个钱，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，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，读书，弹琴，度悠闲时光。他还特意表示，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。

　　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，聂耳又写了篇《我之人生观》，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，代之而起的是，希望学工科，研究点艺术，做一个“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”的游历家，然后“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”。

　　演艺圈的“拼命三郎”
　　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聂耳来到上海，举目无亲，托人帮忙在“申庄”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。谁知“申庄”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，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。聂耳失业了。
　　还好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《申报》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。每月能挣十元津贴，还管吃住，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。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，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，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。
　　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，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。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。阵容虽然不大，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“歌舞四大天王”王人美、胡笳、白丽珠、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，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。聂耳在群星璀璨的“明月”是名小提琴练习生。
　　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，练琴时得站在墙角，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。初到不久，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、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，得到一百元报酬。一百元啊，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，聂耳的心狂跳起来。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。另一半，买了一把小提琴，还有两本乐谱。这把普通的小提琴，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。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。于是，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，“错了”，“又错了”，德沃夏克的《幽默曲》时断时续。“小老师”与聂耳同龄，平常为人很随和，教琴却毫不马虎。十九岁的聂耳，刚刚摸琴，连乐谱都看不懂，哪里懂什么对位、和声，“小老师”有点急了。但聂耳可不傻，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。“一定能学会，”他对自己说。吃罢晚饭，大家都结伴去逛“四马路”，到“大世界”看杂耍，聂耳却一声不吭，躲进房间练琴。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：一天至少“恶补”七个小时的琴。
　　“拼命三郎”聂耳很快出名了。其时，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。一套演员班底，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，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。这样做，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，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。比如王人美在电影《风云儿女》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，还要唱主题歌。拉小提琴的聂耳，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；或者涂一身黑墨，扮成黑人矿工。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。1959年，赵丹在电影《聂耳》里出演聂耳时，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。

　　出入“明月”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，蔡楚生、孙瑜、卜万苍、金焰、郑千里、王人美、黎莉莉、白丽珠、赵丹、周璇、阮玲玉，等等。近观名人，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“风头正健”。星光照耀之下，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，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。

　　“耳朵先生”和“田老大”
　　活泼，天真，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，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。做游戏，输了，孩子们起哄，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。大家不满足，“耳朵先生，再来一个嘛！”聂耳又“秀”了一下。
　　聂耳最爱看电影，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，这在朋友中出了名。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，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。至情至性，有何不好？
　　那时，聂耳与他的同乡、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，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，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。
　　“一·二八”以后，上海白色恐怖严重，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，壮大左翼力量。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。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，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。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、文章、书札里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，即使有，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，至多用“很好”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。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，逢“田”何故谨慎规避？令人不得而知。当然，在田汉的眼里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，两人阅历、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。但这并不妨碍田、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。
　　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，田汉作词，聂耳作曲，一同创作了《开矿歌》、《大路歌》、《毕业歌》、《码头工人》、《苦力歌》、《打砖歌》、《打桩歌》、《告别南洋》、《春回来了》、《慰劳歌》、《梅娘曲》、《打长江》、《采菱歌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十四首歌曲，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。聂耳的处女作《开矿歌》是两人合作的开端。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。
　　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剧本刚刚完稿，编剧田汉被捕了。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：“《风云儿女》谁来作曲？”第二句话就是：“我来写吧，田汉也会同意的。”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。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。很快，聂耳就拿出初稿，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。

　　1935年7月17日，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，不幸溺死，年仅23岁。当时，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，以志纪念；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，郭沫若又撰写碑文；同年，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，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。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，我们并不清楚，但作为田汉的密友，因为田汉的缘故，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。只是，为什么不是田汉呢？由此推想，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，在“朋友”和“搭档”之间，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。聂耳提起田汉，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“田老大”。

　　第一张奖状
　　那是1925年的年初，孔庙通知求实小学必需暂时搬出去，因为大殿需要维修。他们还答应大殿维修完毕，学校可以搬回去重新开学。校方信以为真，就借了一所空房子作为临时校舍。一个月后，庙修好了，但是孔庙方面却食了言，他们拒绝学校回庙里重新开课。经校方再三交涉仍无果，学校面临着关闭的危机。
　　苏校长将一百多名学生招集在孔庙旁的一条小路上，向大家诉说了目前的困境。以学生会会长聂耳为首的学生们决定和校方站在一起，争取重新回到大殿上课。学生代表不仅与孔庙交涉，还直接向昆明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请愿。但是教育局只维护孔庙方面的利益，完全无视学生的要求。
　　碰了壁的聂耳和同学们又想出一个新的对策，每五、六个同学组成一个小组，分头到街上去动员市民。他们来到圆通寺，翠湖公园等那些人流量大的地方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市民。没有地方上课的学生每天一大早就站在街头做宣传，以争取市民的支持。苏校长大力支持同学们的行动，老师们更是加入到了同学们的行列中去。师生们决定将这样的宣传活动长期化，直到达到目的为止。
　　渐渐地，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。一个月后，孔庙怕把事情闹大，终于不得不同意让求实小学重新搬回大殿去上课。聂耳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。

　　复课后不久，学校发了一张奖状给聂耳，以表彰他品学兼优以及在这次斗争中所起到的带头作用。这是聂耳平生所获得的第一张奖状。

　　创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
　　1930年，19岁的聂耳，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，离开了云南家乡，来到上海一家商号做小伙计。当年冬天，商号倒闭，聂耳失业。聂耳富有音乐天才，弹得一手好琴，但这也无济于事，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在一个歌舞班当了一名琴师。聂耳在昆明的同学郑雷电来找他，鼓励他投身群众斗争的行列中去，从此，聂耳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。在一次上海工人为赈济16省水灾难民的募捐演出晚会上，聂耳与党的地下工作者苏平结识，苏平介绍他参加了“上海反帝大同盟”的工作。193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沈阳，翌年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十九路军奋勇抵抗，得到了上海人民的支持。聂耳鼓动歌舞班子到闸北去做慰问演出，但抗敌将士们对他们演出的“桃花江”等歌舞节目十分厌恶。内疚的聂耳唱起了“马赛曲”，到前线的艺术家感叹地说，要是有中国自己的马赛曲就好了。聂耳把此事记在了心中。有感于民族灾难的深重，聂耳紧握着音乐武器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又一年秋天，聂耳在北平参加了文艺界联合大汇演，演出到一半，活动就被反动派禁止了。聂耳领头唱起了“国际歌”，群众齐声响应，用臂膀拉起了人墙，掩护着演员安然离去。
　　不久，聂耳、苏平要调回到上海工作，临行前，他们登上万里长城，极目四望，群山白云，烽火狼烟，东北沦陷，华北危急，慷慨悲歌之情在胸中燃烧。聂耳的心底里汇成了“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的庄严旋律。回到上海，聂耳冒着生命危险，开展了音乐创作活动。他来到码头工人中间，体验生活，创作了《扬子江暴风雨》中的组曲。不久，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。他创作的歌曲如滚滚洪流，一泻千里，《大路》、《开路先锋》、《新女性》、《毕业歌》、《卖报歌》和《塞外村女》等，给予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，成为人民强有力的战斗武器。党决定派聂耳到苏联深造，临行前他满怀激情为田汉的词谱曲，创作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成为反抗侵略、争取自由的号角和武器，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奋勇前进。

装修开工必须吉利！10秒测算您的装修吉日！

聂耳的故事

相关文章

最新分享

相关问题

2018年4月26日

三月十一

装修报价

免费设计

公司加盟

装修开工必须吉利！10秒测算您的装修吉日！

聂耳的故事

相关文章

最新分享

相关问题

2018年4月26日

三月 十一

装修报价

免费设计

公司加盟

三月十一